中华文明从何而来？为什么会成为今天的样子？这是每位喜欢寻根溯源的中国人都不断追问的问题。
60年前，前往河南寻找“夏文化”的考古学家徐旭生，在偃师境内的二里头村发现了二里头遗址。自此，人们似乎看到了中华文明之源探寻的曙光。
二里头文化诞生于3700多年以前。在此之前，我们这块土地上曾出现过许多璀璨的文化，比如晋南的陶寺文化、长江流域的良渚文化、山东的龙山文化……那是一个万邦林立、满天星斗的“古国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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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头文化时期，散落于此的众多小邦国逐渐形成了一个“一体的王朝”。从那以后，中华文明一直保有着这样一种向心力；从那以后，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的人们有了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国人。
虽然二里头文化到底是不是夏文化，学术界仍有一些论争，但是谁也难以否认二里头文化为代表的文明实体，就是中国的“第一王朝”。
呼之欲出的博物馆
洛阳盆地西高东低，伊河、洛河横贯其中。这里北依邙山，南望嵩山，交通便利，物产丰富，在古人看来是营建都邑的绝佳位置。事实上，自夏商至唐宋之间的2000多年里，曾有十几个王朝在这里建都，洛阳也被称为“十三朝古都”。二里头遗址就位于这块风水宝地。
出洛阳一路向东北方行驶，大概40分钟便可到达偃师市境内的二里头遗址。考古学家多年勘察表明，二里头遗址东西最长约2400米，南北最宽约1900米，现存面积达300多万平方米。虽然是这样大的一片遗址，但表面看上去，这里与寻常的北方农村没有什么区别，新建的公路旁是成片的农田。
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副馆长赵晓军告诉记者，自从1959年二里头遗址发现后，60年来，考古学家不断进行考古发掘，也只挖了4万多平方米，不到总面积的2%。由于遗址裸露在外不利于保护，因此考古发掘后又都回填种上庄稼了，所以表面看上去，这里跟普通农村没什么区别。
正在建设中的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坐落于二里头遗址保护区南面约300米、二里头宫城区中轴线南延的西侧，占地208亩，有4个足球场那么大。之所以没有选择在回填的遗址上方建设，也是考虑到遗址区的保护问题。
按计划，博物馆将于今年10月完成布展，并向公众开放。5月中旬，博物馆主体建筑虽然早已封顶，但是内部装修还没有完工，洛阳市文物局上上下下忙得不亦乐乎，每天都有开往二里头的班车。
车驶下偃师古城快速公路，穿过一片庄稼地，正在建设中的二里头夏都博物馆出现在面前。与人们常见的那种气势恢宏的博物馆不同，这座博物馆通体土黄色，显得出奇的古朴、低调。如果不是周围工人进进出出，一片忙碌，甚至会给人一种古代遗存的既视感。
“我们就是希望二里头的博物馆能以一种比较低调的姿态出现。将来周围环境建好后，你更会觉得它隐藏在环境之中。”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李立说。两年多以前，李立和他的团队凭借“华夏之源”的设计方案，脱颖而出。此前，洛阳博物馆新馆也是李立团队设计的，他曾不止一次说自己与洛阳“有缘”。
二里头遗址本身坐落在古伊、洛河北岸的高地上，因此李立也将博物馆设计成一个台地的样式，建筑主体只有32米高，中心部分突起向四周延展。有人说，它象征着二里头出土的绿松石龙；还有人说，它像一把开启中华文明的钥匙。李立说都有道理，而他本人更愿意把这座建筑解读为一个“源点”。“中华文明从这里起源，然后辐射开来。”
考虑到二里头遗址中的建筑物都是夯土建筑，李立也大胆地采用夯土来做博物馆的主体。在原有的方案中，他只为博物馆设计了一个15厘米厚的夯土抹面，但与施工方接触后，他发现现在夯土技术十分成熟可靠。因此，二里头夏都博物馆施工时40厘米的外墙全是用夯土制成的。夯土墙的上方是经过人工做旧处理的铜板，铜锈斑驳，散发出岁月洗刷的痕迹。
李立说：“我们用的全是洛阳当地的土和洛阳当地出产的铜，尽量少用现代材料，以期让博物馆与遗址有一个对话。”
夯土建筑让二里头夏都博物馆呈现出一种拙朴之美，却令现场工作人员为后期维护捏把汗。洛阳文物局工作人员李鑫说：“我们现在最担心的是有些游客素质不高，会去抠这个墙。虽然说抠坏了都能补，但维护起来会很麻烦。”
虽然博物馆看起来还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大工地，但是现场工作人员都很有信心：“屋里的线走完了，吊顶一装，再打扫打扫，很快就不一样了。”
与工程同步推进的，还有展陈设计。赵晓军告诉记者，展陈方案还没有最后确定，大致分为：第一王朝、二里头夏都遗址、断代探源等几个部分。与工程相比，他们对展陈方案显然更加审慎。毕竟自60年前二里头遗址发现以来，对二里头断代问题的争论，就始终没有停止过。
“疑”与“信”
1959年，70岁高龄的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徐旭生向时任考古所所长夏鼐提出，应该着手探索夏文化。
新中国成立十年以来，有关早期中华文明的考古发现层出不穷。1952年，早于殷墟的郑州商城遗址出土；1956年，考古工作者发现了比郑州商城还早的洛达庙文化；1958年、1959年考古工作者分三次发掘了洛阳东干沟遗址……徐先生感到，从考古学上探索夏王朝的时机成熟了。
徐旭生，原名徐炳昶，“旭生”是他的字。1888年，徐旭生生于河南的一个书香之家；1911年留学法国；1922年回国出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教务长。1926年“三一八惨案”之后，《京报》曾披露过一份段祺瑞政府准备通缉的48人黑名单，徐旭生与李大钊、鲁迅等赫然在列。
1927年，瑞典学者斯文·赫定打算率领考察团深入中国西北腹地进行科学考察。得知此事后，徐旭生、刘半农等中国学者奋力抵制。在他们的抗争下，斯文·赫定不得不同意与中国科学家组成联合考察团，进行这次科考活动。
考察团将设立两名团长，一位是斯文·赫定，另一位由中国学者担任。然而，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习惯于坐在书斋中，从故纸堆里寻找历史留下的蛛丝马迹，真正到荒郊野外去进行科学考察，还真不是谁都能承受的。
千辛万苦促成了中外联合的考察团，中方却派不出团长，中国学人颜面何存？大家正纠结万分时，身为北京大学教务长、哲学教授的徐旭生挺身而出。
其实，徐旭生并不是担任中方团长的最佳人选，因为他在巴黎大学攻读的是西洋哲学专业，而不是考古学或历史学。虽然不是科班出身，但徐旭生自幼熟读历史，古代文献功底极佳，再加上他受过系统的西方学术训练，很快便具备了极高的专业水准。
西北科学考察活动似乎为徐旭生的学术生涯打开了一扇窗，此后他便投身于历史和考古学领域。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孙庆伟教授看来，徐旭生是“五四”时期具有开创性贡献的一代学人。他主张研究历史不应该坐在斗室里读书，而应该走出去。当时，中国还没有真正的考古学，作为开拓者之一，徐先生居功至伟。
那么，徐旭生为什么会对夏文化产生兴趣呢？孙庆伟认为，这与上世纪20年代初中国史学界兴起的“古史辨”运动有直接关系。
1918年10月，刚从美国学成归来的胡适，受聘于北京大学讲授《中国哲学史》。
这门课的上一任教师陈汉章是国学大师章太炎的弟子。听过他课的哲学家冯友兰回忆：“他的诸子哲学，是从伏羲讲起。讲了一学期，才讲到周公。有一次一个同学问：‘照这样讲，什么时候可以讲完？’他说：哲学无所谓讲完讲不完。若要讲完，一句话就可以讲完。若要讲不完，永远讲不完。”
可胡适不像陈汉章那样从唐虞、夏、商、周讲起，而是从《诗经》入手，以周宣王时代作为起点。这种新式讲法，让满脑子“三皇五帝”思想的学生非常诧异。这样一来，泱泱五千年中华文明岂不一下子被截去了一半？
可是，坐在教室里的哲学系学生顾颉刚却觉得耳目一新。他认为：“胡先生读的书虽不如其他老先生多，但在裁断上是足以自立的。那些老先生只会供给我们无数资料，不会从资料里抽出它的原理和系统，那就不能满足现代学问上的要求。胡先生讲得有条理，可谓振衣得领。”
毕业以后，顾颉刚在北大图书馆工作。考虑到他生活拮据，胡适安排他为《古今伪书考》做一个完整标点注释本，“卖几个钱”。这本书本是薄薄一册，两个星期就能标点完成，可顾颉刚却花了半年时间。他将书中每条引用，都去翻查原书，仔细校对，注明出处和删节情况。下了半年苦功后，顾颉刚对胡适说，《古今伪书考》不必付印了，他要编辑一部疑古的丛书——“辨伪丛刊”。
没想到，在一份并不怎么学术的研究工作中，顾颉刚悟到了治学的奥秘。他发现：“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背。”
通俗点说，越是年代久远的人物，出现得越晚。周人只谈尧舜禹，战国时期开始出现黄帝、神农，汉代才出现盘古……也就是说，被历代中国人尊崇的“三皇五帝”“尧舜禹汤”不过是后人一点一点编出来的神话故事。
此观点一出，立即引起轩然大波。按照顾颉刚的说法，中华五千年文明史只剩下一半。对于深受古史观念影响的中国传统文人而言，这实在太过惊世骇俗。当时，许多知识分子都无法接受，甚至连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鲁迅，也在小说《理水》中讽刺他：“‘这，这，些，些都是废话。’又一个学者吃吃地说，立刻把鼻子涨得通红，‘你们是受了谣言的骗的。“禹”是一条虫，虫，虫会治水的吗？“鲧”是一条鱼，鱼，鱼会治水，水，水的吗？’”这个既口吃又有酒糟鼻的学者，正是顾颉刚。
不过，反对的声音中也有心平气和的讨论者。徐旭生曾表示：“我个人虽对他的工作有较高的评价，却绝以为他走得太远，又复失真，所以颇不以他的结论为是。”
虽然徐旭生不同意顾颉刚的学术观点，但仍然欣赏他的治学精神。后来，顾颉刚赴厦门大学任教与鲁迅闹得不欢而散，重回北平。担任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所长的徐旭生，甚至自降薪水，聘任顾颉刚为历史组组长。
“徐先生是一位真正的学者。虽然他不同意顾颉刚的观点，但是会用正常的学术方法来回应学术问题。”孙庆伟说。
为了从学理上驳倒顾颉刚的观点，上世纪40年代，徐旭生写了《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前面很大一部分，都在分析顾颉刚方法的缺陷。”孙庆伟说，“徐先生认为，应该将上古的传说、文献、考古，三者结合起来看。”
事实上，顾颉刚本人也期待能从考古发现中找到历史的真相。他在《夏史三论》中写道：“好在夏代都邑在传说中不在少数，奉劝诸君，还是到这些遗址中做发掘的工作，检出真实的证据给我们罢！”
探源之旅
上世纪40年代，徐旭生就做好了通过实地调查来探索夏文化的准备工作，无奈战乱连年，国家不靖，这个心愿只能一拖再拖。
新中国成立后，有关中国早期文明的考古成果不断涌现，徐旭生感到实地探索夏文化的时机来了。他在1959年4月11日的日记中写道：“决定14日启程前往河南。”这位年过七旬的老人，开始了一场寻找“夏墟”的探源之旅。
4月15日，徐旭生一行人抵达郑州，休整了一天后，前往洛阳。当年随徐先生一同进行考古调查的方酉生记得，“徐老的豫西之行，实地调查和考察了登封、禹县、巩县和偃师四县。”
老先生为何一下子就将目标锁定在这几个县呢？
孙庆伟告诉记者，上世纪40年代徐旭生便已通过历史文献确定了夏人活动的大致方位。徐先生并不认为中国古代文献全都可靠，他认为史料之间是有等级的。第一等史料是金文、《诗经》《左传》等先秦史料，第二等史料是《尚书》等，第三等史料是汉代综合的文献如《世经》等。一般情况下，低等级的史料不能反驳高等级的史料。有了这种原则，他将古代文献中所有关于夏代都邑的材料收集起来，再去除重复、无关、有歧义无法利用的材料，最后筛选出30多条汉代以前的文献记载。通过对这些文献的分析，他大致划定了夏人的活动区域，即河南中部的洛阳平原，尤其是颍水上游的登封、禹县一带，还有山西西南部的汾水下游一带。
徐旭生原计划要对豫西和晋南两处进行考察，可在豫西考察了一个多月后，麦收开始了，他只好放弃了晋南之行。虽然行程只进行了一半，但他在豫西的发现已足够石破天惊。
河南自古便是中国人聚居区，历朝历代在这里营城造市。数千年来，一座座城市在这里兴起，又在这里废弃，沧海桑田。在这片土地上，人们很难发现裸露在地面的古代遗迹，只有独具慧眼的考古学家才能发现蛛丝马迹。
徐旭生一路调查，寻找断坎。富有经验的当地农民也会不断向他们提供从田地里挖出的各种陶片。走到偃师二里头村，这里出现的历史遗迹引起了徐旭生的高度关注。他在日记中约略地提到，二里头出土的陶片中“殷代早期极多”，村民说可以挖到陶片的范围很大，“南北约三里许，东西更宽。”
孙庆伟解释说，二里头之所以会引起徐旭生的注意，首先因为这片遗址面积非常大；其次，它的年代与夏商时期大致相当；第三，史书记载偃师一带有一处很重要的遗址——商代的第一个都城“亳”。
后来，徐旭生在《1959年夏豫西调查“夏墟”的初步报告》中写道：根据遗址规模和包含物特征推测，这处遗址“为商汤都城的可能性很不小”。
为寻找“夏墟”而启程，当找到“夏墟”时，徐旭生却将它认定为商汤的亳都。历史似乎跟他开了一个玩笑，但这绝不意味着徐旭生判断失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考古界的主流观点都认为二里头遗址是商汤的亳都。
孙庆伟在《鼏宅禹迹》一书中写道：“学者的个人研究一定会受到他所处时代的束缚，即使是徐旭生也莫能例外。”
姓“夏”还是姓“商”
徐旭生的调查引起学术界很大关注。1959年秋，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和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分别进驻二里头，开始挖掘工作。
1960年，考古人员在二里头遗址发现了“1号宫殿”的基址。当年年底，考古人员将两箱极具特色的夯土运回了北京。一时间，二里头遗址发现宫殿的消息在学术界引起轰动。
1号宫殿在二里头遗址的中心区，今天那里早已被回填，并种上农作物。据《河南考古四十年》一书记载，1号宫殿基址整体略呈正方形，坐北朝南，东西长约108米，南北宽约100米，总面积10000平方米以上。主殿前有一个开阔的庭院，四周有彼此相连的廊庑，南面有宽敞壮观的大门，构成了一组十分完整的宫殿建筑。
1号宫殿遗址中没有发现明显的居住生活迹象，考古学家们推测，这里可能是王室的宗庙建筑。
1961年至1975年的10余年时间中，考古队员先后在二里头遗址中发掘了2号、3号、4号等多处宫殿基址。二里头的王都气派已经显现无疑，问题是这里是谁的王都？
1974年，二里头考古队发表的《河南偃师二里头早商宫殿遗址发掘简报》中，根据地层关系和器物形制的变化，明确将二里头遗址分为四期，并对遗址中的宫殿和遗址的性质作出判断：
这座宫殿建筑属于二里头遗址三期，并根据放射性碳素测定相当于商代早期……二里头遗址西距洛阳汉魏故城仅四公里，距隋唐东城不足二十公里，这一带披山带水，形势险要，为历代建都之地。《汉书·地理志》河南郡偃师县下注“尸乡，殷汤所都”。自此以后，近两千年来，关于汤都西亳问题，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通过对二里头遗址的发掘……进一步确定了遗址中部的夯土台基是座商代早期的宫殿建筑，为商汤都西亳说提供了有力的实物证据，从而二里头的性质问题也就清楚了。
这份简报似一锤定音，将二里头遗址断代为商汤亳都。这一认识，也得到了当时大多数考古学者的赞同。
当时，考古界的主流看法是：二里头文化一二期与三四期之间存在较大差异，不像是一种连续过渡发展的文化，应当拦腰切断。一二期是夏文化，三四期是早商文化。
“考古学分期”是运用地层学和类型学，对考古文化遗存进行发展阶段划分的考古研究方法。凭着这个名词解释，非专业人士似乎很难搞明白。
孙庆伟教授解释说，二里头遗址的分期是按照出土陶器的变化划分的，一个文化从早到晚，核心器物不能变，如果变了就变成另外一个文化了。比如我们喝水用的是矿泉水的塑料瓶子，通过塑料瓶形状的变化可以来分期，但是如果塑料瓶变成了搪瓷缸子，核心器物变了，那就变成另外一个文化了。
当然这只是一个比方，在考古学实践中，用核心器物来区分文化的方法非常复杂。
二里头文化被分为四期，二里头一二期属于夏文化，三四期属于早商文化，在上世纪70年代，这种观点几乎成为考古学界的共识。直到1977年，北京大学考古系教授邹衡突然提出：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都是夏文化。
邹衡1947年考入北京大学。不过开始他读法律专业，因为爱好历史才转到历史系。北大历史系的向达教授得知邹衡酷爱古代史，便劝他将来研究考古学。于是，邹衡成为北大考古专业的第一个研究生。
1959年邹衡留校任教。这一年二里头遗址刚刚发现，邹衡带领考古专业的学生赴洛阳实习。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站站长赵芝荃的安排下，邹衡和学生们到洛阳附近的东干沟遗址进行发掘。
这次经历对邹衡从事夏商文化研究而言是一个转折点。他觉得：“研究夏文化，必先研究先商文化，因为不排除先商文化的可能性，要论证二里头文化为夏文化是不可能的。”
1977年11月，在“河南登封告成遗址发掘会”上，邹衡提出了一个石破天惊的观点：“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都是夏文化。”
会上，邹衡一口气讲了六个小时，而在此之前他从未向任何人透露过这个观点。邹衡的观点令与会的考古学家们感到十分错愕。一切来得太突然，包括二里头遗址的实际发掘者赵芝荃在内的学者们，被弄了一个措手不及，一时间都有点发蒙。会后，学者们围绕二里头夏商归属的问题，展开了旷日持久的论争。
孙庆伟解释说，邹衡的观点并不是建立在新材料的基础上，而是他的研究方法与众不同。别的考古学家研究二里头遗址，只看二里头出土的器物，希望把分期做得越细越好。可邹衡则是把二里头出土的器物与全国各地出土的器物进行比较。
考古学界有这样一个共识，夏代人做饭主要用陶罐，商代人做饭主要使用陶鬲，因此一些学者只要看到有鬲出土，就判断为商。
邹衡通过统计学的办法，统计出二里头出土的罐和鬲各自占有多大百分比。通过对比，他发现二里头的核心器物没有变，从第一期到第四期都是深腹罐，鬲是后期才慢慢出现的。因此，邹衡认为二里头的文化面貌没有变，一至四期都是夏文化。
中国历史学认为夏和商一直是以两个王朝的面貌出现的，所以很多人会把他们理解为有先后顺序。事实上，夏和商是两个平行的部族。夏统治中原时期，商人一直存在，他们是生活在不同空间的两个部落。因此夏墟中出现商人使用的鬲，也不足为怪。
孙庆伟打比方说，抗战时期，重庆设有八路军办事处。如果考古挖掘，正好挖到重庆的八路军办事处，不能一口咬定那属于新中国建立以后。二里头也是一样，不能看到商人的东西，就认为那里是商人的都邑。
1983年3月，偃师出土的另外一处大遗址，有力地支持了邹衡的学说。
当时，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的考古工作者，配合洛阳首阳山电站选址进行考古勘探。勘探中，他们发现了一处掩埋于地下的古代城址。很快考古学家们发现，这并不是一处普通的遗址，而是一处王都，即后来的偃师商城。
偃师商城距离二里头遗址只有9公里，实在太近了，也就是天安门到亚运村的距离。谁也没有料到，在这么近的两个地方，存在着两座都城遗址。
文献中记载，亳在偃师，二里头遗址距离偃师仅仅几公里，因此，徐旭生当年才将二里头遗址认成“西亳”。可新发现的这处城址就在偃师，与文献记载分毫不差。这时，人们才恍然大悟，原来偃师商城才是商汤的“西亳”，而二里头遗址则可能是更早的夏都。
这么近的距离，为什么会建两个都邑，而且这两个都邑的时间相隔很近，甚至还有重叠的可能？
孙庆伟说，二里头和偃师商城的一废一兴，很可能发生在两个王朝的兴替之际。新王朝兴起后，将旧有都城废弃掉，在不远处营建新都。
新都建好后的一个时期，旧都还延续了若干年，有可能这里面仍关押着旧王朝的统治者。设在旧都中心的青铜器铸造作坊也还在运转中，可能新的王朝统治者还没有学会青铜器铸造这种高科技手段。当旧王朝的遗民纷纷谢世，新的统治者也学会了青铜器铸造工艺，二里头也就正式退出了历史舞台。
二里头的“中国之最”
二里头遗址开创了无数“中国之最”。比如，中国最早的宫城；中国最早的大十字路口；中国最早的使用双轮车的证据；中国最早的青铜爵、青铜鼎、青铜兵器；中国最早的青铜器铸造作坊；中国最早的绿松石器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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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从中选出一个最重要的考古发现，您多半会说：肯定是中国最早的宫城；或者那条最能代表二里头遗址形象的绿松石龙。可是考古学家会告诉你，二里头最重要的考古发现是那个“大十字路口”。
二里头考古队副队长赵海涛说：“这个大十字路口是二里头的城市主干道网，发现了这个路网系统，才能知道二里头都邑宫殿区的布局。我们都知道，建一座城之前首先要有规划，这个路网就是二里头的规划。”
早在1976年，考古队员们就在宫殿区东侧勘探出一条200米长的大路，但后来因为冬季麦田需要浇水，发掘工作没有继续。
1999年，许宏接手二里头考古队，成为第三任队长。
许宏在攻读博士学位时是研究城市考古的，所以他对于城市的路网系统、城墙、宫殿建筑情有独钟。接掌二里头考古后，他最想搞清楚的就是二里头都邑的布局。于是，根据前辈留下的考古记录，许宏和队员们很快找到了那条已勘探出的大路。
有一天，他听一位老乡抱怨自家地里的麦子总是长得不好。许宏敏锐地察觉到，其中大有隐情。庄稼长得不好，有可能是地下排水不畅。很可能是因为地下有质地致密的夯土建筑或者城墙遗迹。
于是，许宏赶紧派人去钻探。钻探结果令考古人员大喜过望，阻碍地下水下渗的遗迹竟然是一条像千层饼一样的土路。这条东西向的大路，与他们先前发现的那条南北向大路垂直相交，这就是中国最早的十字路口。
经过不断追探，考古队员们发现那条南北向大路，竟然有700米长、10多米宽，相当于现在的四车道标准。考古队员顺藤摸瓜，很快就搞清楚了井字形大道的布局。
考古学家苏秉琦曾说：“只有你想到什么，你才能挖到什么。”此时，许宏深感这句话之精辟。找到最早的十字路口后，许宏又把目标瞄准了二里头的宫城。
通过常年的学术研究，许宏发现中国古代都城是不是有围墙，在东周之前还没有一定之规，但是作为统治中枢的宫殿区，肯定不是开放的，外面一定会有一圈围墙。
此前，考古学家并没有在二里头遗址发现城墙，但是许宏相信宫殿外一定会有一圈宫城墙。根据这个判断，他和他的团队开始在宫殿区东部的2号宫殿寻找围墙。
鉴于二里头遗址发掘40多年来，并没有发现宫城城墙的线索。许宏想，已经发现的2号宫殿东墙是否就是宫城东墙呢？为了验证这个推测，他让考古队员们查看，2号宫殿东墙的夯土是否有向北继续延伸的迹象。
当时正是2003年、SARS肆虐的特殊时期。没想到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却让许宏省却了许多惯常的应酬，可以全身心扑在考古发现中。考古队员们以钻探为先导，每隔三五十米开一个探沟，解剖确认。到了5月下旬，一道长达300米的夯土墙终于确认无疑。与许宏先前推测的一样，2号宫殿的基址正是依托这道宫城城墙建造的。
中国最早的宫墙终于重见天日，而且考古学家们发现由井字形大路围起来的区域，正是中国最早的宫城。
这座宫城呈长方形，面积达10.8万平方米。最早发现的1号宫殿坐落在宫城西南部，7号基址位于1号宫殿前面，考古学家推测它很可能是宫城的正门。2号宫殿坐落在宫城东部，它和正前方的4号基址、6号基址，构成了宫城东路建筑群。两组建筑排列有序，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中国最早的中轴线规划的建筑。
二里头的宫城虽然只有北京紫禁城面积的七分之一，但是《周礼·考工记》中，中国人营国规划的传统已经初见端倪。
如果陶器会说话
在二里头的宫城发现之前，曾有外国学者质疑二里头可能只是一个散乱无序的祭祀中心，因为都城必须要有规划。许宏团队的发现打破了这种质疑，二里头的确曾经是一代王都。许多人进而得出结论：许宏证明了夏王朝的存在。
可令人错愕的是，许宏本人却认为，因为没有文字出现，所以二里头遗址现在还不能确证是夏都。当然，也不能确证二里头不是夏都，只能说不确定，许宏更愿意将二里头称为“最早的中国”。
虽然国内考古学家中，认为二里头不是夏都的，超不过5%，但是二里头考古队队长这么说，多少还是让人感到有些尴尬。
2017年，国家文物局在给河南省文物局的回函中写道：“我局建议该遗址博物馆名称中不含‘夏都’。”
二里头夏都博物馆副馆长赵晓军对记者说：“国家文物局的建议不加‘夏都’，主要还是考虑到学术界的一些争议，但现在主流学术界都认为二里头就是‘夏都’。‘夏商周断代工程’也已经承认了二里头的地位。去年5月份，国务院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时，有这样一句话：‘二里头文化为代表的文明核心，开启了夏商周三代文明。’如果二里头不是夏，那怎么能开启‘夏商周三代文明’呢？这已经不言而喻了嘛！国家文物局考虑到学术争论，比较谨慎，但作为一个地方性的博物馆，我们完全可以把‘夏都’这个牌子亮出来。”
那么，二里头文化到底是不是夏文化呢？考古学家会从哪些方面进行考量呢？中国社科院考古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常怀颖为记者做了深入浅出的分析。
常怀颖认为，是否发现文字，并不能作为确认一个文化的标准。“殷墟发现甲骨文是一个小概率事件。首先商人要有文字；其次他们要有将文字刻在甲骨上的习俗；再次他们还要将这些刻字卜骨妥善保存起来，并且经过3000年而不腐烂；最后我们还要能挖到他们。这些因素缺一不可，但我们不能因为没有发现甲骨文就否认商人的存在。”常怀颖说。
这个逻辑推演到二里头也一样。夏人虽然也有用兽骨占卜的习俗，但他们并不像商人那样将占卜结果刻在甲骨上。也许，夏人的文字早已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中，后人永远无法得见真容，那么考古学家又有什么手段来判断夏是不是存在，二里头是不是夏都呢？
常怀颖认为，可以通过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器物来判断它到底是不是夏。
首先，二里头出土了许多陶器，这些陶器就是二里头人做饭用的锅。通过比较可以发现，二里头人做饭主要使用的是鼎和罐，很少出现商人使用的鬲。生活在二里头东边的商人，做饭用的锅是鬲。
再看二里头出土的建筑和墓葬，它们的方位都是北偏西。
二里头的出土的墓葬是在地上挖一个坑埋进去，有的有棺材，有的没棺材，上面再铺一些陶器。二里头发现的200多座墓葬中，只有5座墓葬里面是有殉人的，不到10%的墓葬中有殉牲，比例也很低。这些殉葬的牲口很凌乱，狗、猪、牛、兔子都有。
二里头出土的牙璋是一种礼器，它以二里头为中心辐射到了全国，最远可以到越南，四川的三星堆也发现了二里头的牙璋。这说明二里头人通过牙璋将自己的礼仪制度传播到了四方。“虽然我们不敢说，二里头就是文献中记载的有朝贡的大都邑，但与周边地区相比，它显然是文明等级最高的。”常怀颖说。
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二里头人祭祀多使用一岁左右的小乳猪。文献记载，古人认为越是未成年、没有交配过的小猪越纯洁，所以他们把它敬献给祖先。
偃师商城、郑州商城，乃至商中晚期的都城——殷，它们的建筑方位都是北偏东。
商人的墓葬，喜欢在墓主人的腰部挖一个小坑，称作“腰坑”。腰坑里或者埋着一条狗，或者埋着一个跪着的殉人，然后是一些陪葬的玉器、铜器，棺材放在这些陪葬品上面。商人的墓葬两侧有比较多的殉人和殉牲。这些殉牲主要是狗。
商人祭祀神灵、祖先时，使用的牺牲也跟二里头不同。早商时期使用猪，商中后期基本上使用牛。
“陶器不一样，城址建筑不一样，墓葬形式不一样，祭祀方式也不一样……二里头与商人在方方面面都不一样。通过这些物质遗存，我们可以确定，二里头人与商人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人群。那么，在商之前这个完全不同的人群，如果不是夏，还会是谁呢？”常怀颖说。
也许有关二里头遗址是不是夏文化的争论还将继续下去，但是这丝毫不影响这座大都邑本身在中华文明史上的地位。“二里头”之后，我们这片土地才从满天星斗的“多元邦国”时代迈入“一体王朝”。中华文明自此绵延不息。
来源：北京日报
记者：黄加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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