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禁欲运动达到顶点的时候，士人们不得不寻找新的发泄途径，于是男风又重新兴盛起来。明朝《少林十条戒约》规定之中有一条特别刺目--“女色男风，犯之必遭天谴，亦为佛门所难容，凡吾禅宗弟子，宜乘为炯戒勿忽”。由此可见明代男风的兴盛，居然到了不得不写入佛门戒律的地步。明代的男风普遍到了什么程度呢?根据徐充的《暖姝由笔》记载：“明正德初，内臣最为宠狎者，入"老儿当"犹等辈也，皆选年少俊秀内臣为之，明官吏、儒生乃至流寇、市儿皆好男色。”也就说在此时，男性同性恋已经形成一种社会风气，整个社会的性观念和性取向都发生了改变。
士人们作为社会风气和潮流的领导者，他们的趣味和倾向有时往往会比朝廷的诏令更具号召力。当时大量的文学作品中细致地反映出男风的生活，这已经不是所谓的宽容了，而是男风又回复到魏晋之前，成为一个公众接受的常态。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于明代的意识形态完全建构在以程朱理学为主体的儒家礼教上，官方甚至发动起禁欲运动。在明宣宗以后，更是裁汰官妓，禁令甚严，无论官员或读书士子，凡有宿娼或稍有邪行者，轻则贬谪，重则加以褫革，永不录用。当禁欲运动达到顶点的时候，士人们不得不寻找新的发泄途径，而好男色不会导致生儿育女，扰乱宗族家庭秩序，于是男风又重新兴盛起来。
明代的笔记中往往可见士人们除了妻妾外，更在家中配有年少俊美的书童。他们将与妻妾的性生活称为“内交”，相对地，与同性之间的性关系则称为“外交”。《五杂俎》就总结说：“衣冠格于文网，龙阳之禁，宽于狭邪，士庶困于阿堵，断袖之费，杀于缠头，河东之吼，每米减于敝轩，桑中之约，遂难偕于倚玉，此男宠之所以日盛也。”不过这个总结遗漏了很重要的一点，那就是明人对房中术性养生的热衷。古代性学理论的核心是“采阴补阳”学说，认为异性之间性交时，男方如果控制射精，从而还精补脑，再加上从女性那里采集到的阴气，会有益于身体健康;但是如果控制不住，则会耗损自己精神。而男子同性性交，却可以纵情肆意，因为所丧失的阳气会从对方体内的阳气中得到补偿。
男风之盛行不免会促进男妓行业的发达。根据时人记载，到了正德年间，北京已设有男院，悬“长春院”之匾额;而女妓居所，则称“不夜宫”--盖取意于苏东坡诗：“风花竞入长春院，灯烛交辉不夜城。”美妓娈童相竞秀，互以夺贵显狎客为能，娈童之名皆冠以“少”字，而明熹宗尝微行其间。我们再来看明代小说家天然痴叟在所著《石点头》中对当时男风的总结：
独好笑有一等人，偏好后庭花的滋味，将男作女一般样交欢淫乐，意乱心迷，岂非是件异事?说便是这般说，那男色一道，从来原有这事。读书人的总题叫做“翰林风月”，若各处乡语又是不同：北边人叫“炒茹茹”;南方人叫“打蓬蓬”;徽州人叫“塌豆腐”;江西人叫“铸火盆”;宁波人叫“善善”;龙游人叫“弄若葱”;慈溪人叫“戏虾蟆”;苏州人叫“竭先生”;大明律人唤做“以阳物插入他人粪门淫戏”。话虽不同，光景则一至。若福建有几处，民家孩子若生得清秀，十二三上便有人下聘。漳州词讼，十件事倒有九件是为鸡奸事，可不是个大笑话?可以说喜好后庭花的滋味是南北皆然，然而闽人的风气更是酷重了。这是因为明朝的海运贸易以福建为主，往往远航至菲律宾、日本等地，途路遥远，禁忌尤多，特别是船上不能有女人。明代沈德符的《敝帚斋余谈》就写道：
有喜欢男色的人往往重金购买漂亮少年，以父亲自居，称男色为“契儿”，最是颠倒伦常。听说起源福建海盗作乱期间，据说只有要女人在海盗船上，就会带来不祥，往往使船沉没。所以用男宠代替。随着时日推移，闽人酷重男色的风气无论贵贱妍媸各以其类相结。年纪大的叫“契兄”，年纪小的叫“契弟”。“契兄”来到“契弟”的家中，他们的家人对待他就像对待自己的女婿一样。在关系确定下来之后，“契弟”日后的生计以及娶妻等诸般费用就成了“契兄”的责任。他们的“恋情”真挚，往往到了而立之年也没有分开，仿佛夫妻一样生活在一起。他们甚至有专门的名词控诉指责移情别恋者，不过这个字是福建人的生造字，在字典上找不到。由于种种原因，他们在“爱情”不如意的情况，也会相约投水。这种爱情悲剧可以说是年年发生。
从沈德符的记载可以看出，福建的男风已经完全已经契约化了，得到了道德法律风俗等方方面面的认可，甚至建立起被家族接纳的稳固家庭。这种风气很快就传布江南，渐染于整个中原。乃至于囚徒戍卒，概不能免，一个人如果坐牢坐得太久了，只要家庭条件允许，就会有人居中说和，让他的家人在外面为他找一个男色，买通狱卒送进牢房，同吃同住。
对于这样的风气，谢肇淛在《五杂俎》说：“今天下言男色者动以闽广为口实，然从吴越至燕云，未有不知此好者也。今京师有"小唱"专供缙绅酒席，盖官妓既禁，不得不用之耳。其初皆浙之宁波人，近日则半属临清矣。故有南北小唱之分，然随群逐队，鲜有佳者。间有之则风流缙绅，莫不尽力邀致，举国若狂。此亦大笑事也。外之仕者，设有门子以待左右，亦所以代便辟也。而官多惑之，往往形诸白简至于媚丽巧，则南北非东南敌矣。”
